撰稿：王玉珍 审校：李延鹏

为什么皇后有更多的儿子？

生男生女往往是家家户户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封建社会时期尤为明显。在古代，皇后的儿子会比其他妃嫔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以亲代对不同性别后代投资偏好带来的选择题，是进化和生殖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第二次性别比（出生性别比，SRB）是观测亲代对后代性别调控的一个重要参数，因为第一性比（出生前性比）比难以观测和获得，而第三性比（成年性比）在父母投资偏好影响的同时极易受到环境和社会因素的而发生改变。第二性比恰恰可以避免以上问题。

通过对TWH（特里夫斯和威拉德假说）及现有对出生性比的研究回溯，我们发现有几点是现有研究共同存在的问题——1）研究数据的时空边界不清晰；2）由于人类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约束，以人类社会为主的研究中，两性之间的繁殖潜力差异不显著；3）非婚生后代，对结果差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能够有清晰的边界和较长的时间跨度，避免了数据的时空混乱，考虑到史料的完整性和稳健性，作者小李老师初步选择了以下十个朝代：: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其中，小李老师将最终的数据集缩小到持续超过100年的朝代，即西汉、东汉、唐、北宋、明和清，如下图所示(图1)。

从我国古代公元前211年到1912年（2142）年，通过系统的对现有数据的甄选，最终选取选取了76位皇帝，97位皇后（不包括死后授予的皇后）和超过732位妃子及他们生育的483个男性后代和426个女性后代被纳入分析。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社会体制等级森严，由皇帝和配偶组成的后宫相对独立的组成了一个空间边界清晰的繁殖单元。后宫是故宫紫禁城的主要部分，是除皇帝和他的儿子们之外，对其他男人的生育隔离区。下级人员不能进入上层地区居住，只能在指定地区进行。宫中实行这样的宦官制度保证了任何男仆都不会对皇帝的生殖潜力和后代血统的纯正性产生影响——从生物学和遗传学上讲，后宫里所有的孩子都是皇帝的后代，这就有效的避免了婚外后代对数据结果产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皇家的后代出生性比显著的雄性偏移(0.54)，且显著的高于普通民众的后代出生性比(N = 1084, 0.54 vs 0.514, Z = 1.99, p = 0.025)，这一结果验证了TWH。

此外，从古代的管理制度上来说，皇帝配偶之间的等级明晰，虽然嫔妃的资源占有量低于皇后，但嫔妃的资源占有量也要远优于普通民众。结果显示皇后后代的出生性比显著的高于嫔妃0.61 vs 0.53, （Nempress=175, Nconcubine=909, Z=1.95, p=0.026）和普通民众（0.61 vs 0.514, N = 175, Z = 2.58, p=0.006），但嫔妃的后代出生性比去没有高于普通民众（0.53 vs 0.514, N=909, Z=1.04, p=0.155）。这说明在研究亲代对后代性比调控的研究中，数据的空间边界尤为重要。通过对皇后册封前后后代的性比对比研究，发现册封后的后代性比显著高于册封前(0.48 vs 0.65, Nbefore coronation=84, Nafter coronation=49, Z=1.97, p=0.02)，说明亲代的社会状态的时间边界尤为重要；通过对每个朝代的鼎盛时期和非鼎盛时期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鼎盛时期的皇族后代出生性比没有高于非鼎盛时期，这一结果拒绝了资源限制假说。为此我们提出了即使社会状态这一理论，并认为：在某一繁殖单元或社群中，母亲的即使社会状态是调控后代出生性比的主要因素。

本文发表在国际知名社会生物杂志《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的李延鹏、黄志旁老师和曲靖师范学院的丁伟教授为文章的第一作者，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的肖文研究员、中科院武汉水生所的蔡庆华研究员及西南林业大学的崔亮伟教授为本文共同通讯作者，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潘汝亮教授，大理大学李娜博士及任国鹏副研究员为本共同作者，文章链接为：https://doi.org/10.1007/s00265-022-03228-z

到这里，我们的论述就结束啦，886。